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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间谍行为进行处罚的可查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秋官司寇》中明确了惩治八类犯罪行为的规定：“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其中排在第一位的“邦汋”指的是盗取国家机密澳门传真内部绝密传真资料，排在第三位的“邦谍”指的是为外邦做间谍。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已经意识到反间防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将里通外邦、危及国家利益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并加以处罚打击。

唐宋时期，对间谍行为及应当施行的刑律有了明确清晰的规定。唐代《唐律疏议》和宋代《宋刑统》中均规定：“诸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可以看出，唐宋时期将间谍行为详细划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把涉密军事行动信息提供给敌对势力，二是把其他国家秘密提供给敌对势力，三是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刺探情报或传信给国人，四是接收外国间谍的书信或容留窝藏外国间谍。上述情况均被处以斩刑或绞刑，且家眷也会受到牵连，体现出唐宋时期对间谍活动防范之严、处罚之重。

明代的《明律》和清代的《大清律》在唐宋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更注重对间谍活动的盘查，规定：“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及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得实，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知而故纵及隐匿不首者，并与犯人同罪。失于盘诘者，杖一百，军兵杖九十。”明清时期的立法者已经考虑到当时的间谍活动具有有组织、成规模，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的特点，进一步规定了对奸细的处罚、官员盘诘间谍窝点及交接人员的责任以及对官员失察的责罚。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间谍行为的威胁早有清醒认识，对坚定维护国家安全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定追求，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历史镜鉴。今天，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澳门传真内部绝密传真资料，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家安全面临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防范间谍行为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反间谍工作秘密。让我们共同努力，汇聚全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构筑起反间防谍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