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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现场化矿实验室,进口煤炭检测周期缩短了2天以上,并且提供24小时、365天的全天候海关通关服务,全面提升通关效率和便利化水平,全力助推同江铁路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同江海关查验一科科长张晨介绍c7电子游戏(试玩游戏),两年来,同江海关实施了提前申报、舱单归并、快验快放、预约通关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c7电子游戏(试玩游戏),创新研发数字化、智能化、三维可视化的监管应用平台,推广了“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模式,探索实现“宽轨重出”,保障了中欧班列的双向贯通。

同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宋大伟说:“我站聚焦铁路口岸管控形势任务,构建‘信息预警核查一现场精准查验一全程跟踪管控’的查缉管控模式,实现随到随检‘零等待’、手续办理‘零等候’、列车验放‘零延时’,列车查验时间由起初25分钟缩短至10分钟,针对在口岸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的中欧班列,实行一次办结入境出境手续,大幅减少列车在口岸等候时间,以管控安全、查验精准、举措务实服务向北开放发展大局。”

为提升同江铁路口岸发展质效,同江市通过加强口岸设施和设备的更新,保障了中欧班列集装箱和日益增长货物装卸作业,显著提升了口岸作业效率,并搭建了“政企”双向交流桥梁,帮助外贸企业用好用足铁路集装箱等新通道、新模式。此外,今年成功获批的国家超长期国债投资9.8亿元,将有力促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升级。

同江市商务和口岸局副局长李恩国说:“同江铁路口岸这两年的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从进出口货物品种增加、通关效率提升、货运量增长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大桥给我们同江带来的发展效益是实打实的。运行初期,进口产品为煤炭、铁精粉,现在增加了菱镁石、铝锭、橡胶、沥青等品类,同时,也增加了汽车整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日用品等商品的出口。目前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已突破800万吨,并且从同江铁路口岸过货的企业已经增加到100余家。下一步,我们会用好上争资金,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口岸功能,继续发挥协调、服务作用,以优化通关作业流程、提高口岸便利化水平、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为抓手,吸引更多的企业落地,努力将通道经济切实转变为落地经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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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警方后来查明,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早有预谋、分工明确的案件:2022年8月,“操盘手”陈某等人经由张某、吴某等“猪仔中介”认识“背债人”李某,将其发展为团伙成员。在李某无购车意愿和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伪造包装李某银行流水、工作收入等虚假材料,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购车融资抵押贷款。资金审批通过后,“金主”柴某配合陈某,前者以收取高息为条件、为后者垫付购车首付款,在外市一家汽车4S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本应按照融资租赁公司要求为车辆办理抵押,但陈某等人不仅没有办理,还伪造了被前述公司保管的合格证和发票,通过销赃人员为车辆办理上牌登记和过户转卖,事后仅还了一两期租赁费用即断供,造成融资租赁公司坏账。

类似的犯罪手法,在国内可以追溯到2017年前后。三五人一伙,伪装成贷款中介,租一处房屋以招募、接待客户。所谓的“客户”,就是缺钱又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无法获得贷款额度的社会闲散人员。“操盘手”和中介通过网络将他们吸引到这里,许诺通过购车、购房等方式向借款机构贷款,声称资质不够他们可以解决,贷出来的钱不需要还,但中介要分一半。

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经侦大队警官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证”是指“猪仔”的身份证,“两证一卡”是指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纯白”意味着“猪仔”从来没有办理过贷款。以“猪仔”的名义购车,进而获取融资租赁公司和银行的贷款,这些身份证件和“猪仔”良好的征信记录是诈骗团伙作案的基础物料。诈骗成功后,中介可以收取5000元到2万元不等的费用。

接下来是“包装”。从借款机构的眼光来看,就申请贷款而言,未经装扮的“猪仔”通常资质很差,要想提升资质,就要精准包装。建筑工人要包装成车企员工,无固定收入要装作月入2万c7电子游戏(试玩游戏),根据无中生有的“人设”,在网上找人现做一份符合人设的假流水。为了通过借款机构的线下审核,“猪仔”还要穿上像样的衣服c7电子游戏(试玩游戏),学习大企业员工的腔调。

算上提车时购买的车保,一辆新车从套出到卖出,短短一周时间,已经贬值数万元。如果借款机构审批贷款时打了折扣,犯罪团伙的利润空间就会被进一步压缩。为了保证获利空间,“操盘手”往往会拖延、减少对各个中介、“金主”的结算金额,本就缺乏信任、靠博弈维持关系的合作伙伴也就容易发生内讧。张敏说,这种合作关系通常维持不到三个月即告终结。

就连理论上只能任人宰割的“猪仔”,在这场“牌局”中也有自己的博弈方式。他们会在“操盘手”和中介控制他们向借款机构表演的阶段,尽可能地要更多钱。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猪仔”有时会根据地域拉帮结派,不断骚扰“操盘手”和“猪仔中介”——“同行”之间流传着这类案例,以至于“操盘手”在筛选“猪仔”时,碰到特定地域的人,无论对方言谈、形象、资质多么良好,都会尽量避开。

李某参与的诈骗案件,涉案的汽车最终以28.5万元的价格由“操盘手”陈某通过销赃中介卖给二手车商,“操盘手”陈某获利13.2万元,获利最多。此外,“金主”柴某获利3.3万元,“猪仔”李某获利1.6万元,“猪仔中介”张某获利5万元,销赃中介吴某获利5000元。剩余的资金被陈某用于支付其他“进件”中的垫资、利息及中介费用。

犯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中充斥着类似上述的对话。“这种同伙之间的交流能反映出他们的角色。”张敏说。此外,与“操盘手”陈某关联的借款人都发生逾期、都使用相同的手法伪造贷款申请资料,在这些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便很难成立了。以涉案的汽车为切入口,东莞警方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陈某团伙针对15辆汽车实施的犯罪。

“汽车贷款政策的松紧直接影响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政策宽松时期,消费者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带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宽松政策的潜在风险在于借款机构放松审核标准,导致风险管理失控,进而推高不良贷款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余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宽松政策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坏账上升,但若借款机构忽视风控环节,则风险加大,关键在于机构是否能在政策刺激与风控措施之间取得平衡。

“2018年兴起的这一轮诈骗案件在本质上延续了传统模式,但随着金融科技和产业生态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复杂性。”余方观察到,由于互联网金融与数据伪造技术的引入,生成虚假资料变得更容易,诈骗行为也变得更隐蔽。随着贷款的线上化和业务量的上升,借款机构对借款人数据的真实性审核难度加大,给信用审核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